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2年是欧莱雅集团进入中国的第25个年头。您如何看待欧莱雅这些年来在中国的总体发展?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何变化?
费博瑞:自1997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欧莱雅始终坚持在中国“创造美,让世界为之所动”,并与中国同频共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欧莱雅奋勇向前,在中国打造出一个美丽传奇。如今,中国已成为欧莱雅集团全球第二大市场,并于2021年被提升为北亚区总部。
这25年来,欧莱雅是中国一系列利好营商政策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
具体来说,中国做出了很多努力,让中国市场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也为整个世界注入了繁荣和稳定的力量——从简政放权到减税降费,从不断与国际接轨到本土化创新,近年来,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落实的效率越来越高,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落地实施,以及自贸区、进博会等诸多开放性的重要举措,都体现了中国立志成为科研创新和营商环境的新高地。这让我们对中国市场更加有信心。
目前,中国已成为欧莱雅集团的核心战略市场,不仅是集团北亚区总部,还是全球六大研发枢纽之一、全球三大美妆科技中心之一、集团首个实现所有运营场所碳中和的市场,以及全球首家自建智能运营中心奠基的市场,并有望成为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大市场。欧莱雅始终秉承着“在中国、为中国”的信念,以美的力量启迪中国人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中新财经:近日,欧莱雅全球首家自建智能运营中心在苏州奠基。为何将该中心选址在中国的苏州?智能运营中心有何创新之处?
费博瑞:1996年,欧莱雅在苏州建立了在华第一家工厂——苏州尚美工厂,我们在中国的“美丽之旅”由此开始。
多年来,苏州为企业提供了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得益于苏州当地政府,尤其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支持,苏州在基础设施、管理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利好的政策和激励措施,让我们共享发展红利,这也让我们对于选址苏州的决定更加确信。
时至今日,苏州工厂已成为欧莱雅集团全球最大的护肤品工厂,我们在苏州打造了中国最大的分销中心,不断培养当地本土人才,苏州对于欧莱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如今复杂多变、中国市场充满挑战的环境下,此次在华的持续投资,再次彰显了欧莱雅对中国市场坚定不移的信心与承诺。
投入使用后,苏州智能运营中心将通过全新升级的系统和软件设计实现更“数智化”、更敏捷、更定制化、更可持续的运营服务。具体包括,采用全球前沿的自动化智能高速分拣系统与机器人设备,在保障D2C订单分拣准确性的同时,缩短电商包裹分拣时间;凭借数字化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广泛的定制化服务;采用环境友好的设计和材料生产“绿色包裹”等。
预计该智能运营中心将于2025年实现欧莱雅中国年D2C模式包裹产量“翻三番”。该中心还将成为中国乃至集团全球市场的孵化器,实行创新运营解决方案,服务于零售商和消费者。
中新财经:今年5月,欧莱雅在中国市场投资成立集团首个除总部外单个市场设立的投资公司,该公司的成立有何背景?对集团发展有何意义?
费博瑞:扎根中国25年以来,我们始终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秉持“在中国,为中国”的理念不断加大在华投资。
2018年,欧莱雅全球总部提出要从美妆公司转型成为美妆科技公司的愿景。因此,欧莱雅成立的这家投资公司致力于投资创新美妆科技,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中国开放式创新高质量发展。同时,该公司的设立也是对欧莱雅中国今年发布的全新战略“美:共同进化·生生不息”的回应,因为创造未来之美的道路上,需要携手生态圈伙伴合作共创。
投资公司成立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上海政府为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关怀和协助。公司设立流程从至少3个月缩短至一周内办理好营业执照。由于疫情原因大家都处于居家办公状态,政府不但接受了电子签署形式,甚至还通过线上软件远程“云指导”我们完成了文件准备以及申请流程。我们真切希望这一投资公司的成立能够提振市场信心,为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
25年的在华发展证明,中国不仅是集团关键的增长引擎,中国独特的科技创新发展和数字营销生态,也已经成为引领集团未来创新的灵感策源地之一。该投资公司的成立,将开放式创新投资引入中国,期待进一步提升和赋能中国创新生态圈,加速中国开放式创新和成果转化,并以中国智慧启迪全球。同时,这一投资公司将助力集团探索未来之美,加快集团向美妆科技转型。
除投资公司外,欧莱雅在三年前开创“BIG BANG美妆科技创造营”项目,在结缘东方美谷后,又携手法国商务投资署把项目拓展至国际范围,共吸引超过 1000家国内初创公司及50余家法国初创公司的参与,并有30多个项目成功落地。同时,该项目也成为中法化妆品产业合作的标杆项目。这一例子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对于启迪集团创新灵感的重要作用。
中新财经:伴随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消费群体变化,中国美妆市场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可否用几个关键词谈谈您的理解?
费博瑞:中国美妆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更加渴望,并将伴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进一步成长。我们看到中国美妆市场中不断涌现出的新趋势可以概括为:
新品类:护肤将会更具创新性,更功能化,优质化,更关注个性和科学化;彩妆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香水、香氛将成为未来新风潮,成为中国消费者新的生活方式场景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护发、美发,头皮的科技和领域的服务将更数智化、专业化、精准化发展。
新渠道:得益于包括直播等新科技的发展普及,线上线下进一步联动,带来更多好的体验和个性化的服务。
新市场:新兴城市消费力崛起。
美好生活方式:追求美好的生活方式始终在大家的心头,并且日新月异,包括国潮消费正当时、没有人是无名之辈、追求便捷、物有所值、健康是金、诚信为本、超前研究等特性。
中新财经:您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美妆市场的发展前景?
费博瑞:中国市场一直拥有着巨大的潜力,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愈发渴望,欧莱雅始终对整个中国美妆市场充满期待。
从规模和增长速度上两方面,中国市场都是集团最活跃的市场。疫情后,我们看到中国美妆市场的强大韧性,在过去的每一次市场恢复期,都出现了强劲反弹。美妆正成为中国消费领域的重要细分行业。例如,2020年,香化品类约占中国最大的免税品运营商中国中免总收入的70%。
中国拥有着全球需求最高且最考究的消费者群体,今天他们对美的追求是全方位的,从头发到指尖,从脸部到身体,从外到内,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上升,并伴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进一步成长。因此,中国美妆市场将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并为我们不断带来灵感,成为我们的创新引擎。
中新财经:欧莱雅集团后续在华重点布局和投资的方向有哪些?
费博瑞:展望未来,欧莱雅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将继续加码对中国市场的布局与投资。
欧莱雅将继续深化消费者洞察,满足消费者需求,不断带来新品牌、新店铺、新产品、新品类、新体验等,并将打造美妆科技生态圈,推动开放式创新。
此外,欧莱雅会持续践行“欧莱雅,为明天”可持续发展承诺,赋能上下游的生态圈伙伴们与消费者共同参与其中,让可持续消费的理念深扎整个行业。
如,欧莱雅中国捐资与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会共同成立的“欧莱雅健康低碳专项基金”,将继续促进绿色低碳消费、提升美妆领域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水平,共建、共享更公开透明、更负责任、更可持续的中国消费产业生态圈。
欧莱雅还将投资更开放、更创新和更包容的市场。从2018年首届进博会举办以来,欧莱雅持续积极参与,4年来共推出14个新品牌和大量全球领先的美妆科技创新;将作为连续三年的参展商联盟主席,参加第五届进博会,带动15个专委会推动行业创新和跨界创新,并积极发动更多精准的专业观众参与进博会。(完)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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